在国有企业户数不断减少和结构不断优化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度增加,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此外凡涉及政府立项、审批、许可，都应有监督和问责制度。为什么该禁止的屡禁不止，该调整的调不过来？为什么科学发展的政策难以落实？难就难在诸如土地财政这样的现行体制，造成了一种与我们发展目标相冲突的强大的利益驱动力。

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是改革和完善规章制度，以保证政府财政资源用于必要的公共支出，并建立相应的、严格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单纯就增长潜力而言，中国经济仍然有能力在未来二、三十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能否从全局角度和未来发展大局出发，改革相关的财税、户籍、社会保障、住房等制度，以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进城农民工安家落户问题，是对政府的考验。根本原因，是各地城市政府没有把这些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者看做自己的市民，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我国的3亿城市就业大军中，农民工已经占到半数，很多人已经在城市就业多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轨道，人均GDP从200美元增长到约4000美元，经济规模连续超越了六、七个发达国家，已列居世界第二位，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改变这一现状，只有全面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用税收（房产税，房产交易税等等）取代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样，一方面，在远郊开发区和位于农村的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区，地方政府以廉价征收缺乏话语权和抗争力的农民土地，造成部分农民生计无着甚或流离失所;另一方面，一些热点城市城中村和近郊征用土地的补偿已达一个家庭几千万乃至几亿元的巨额，还由于补偿标准不一引发了众多群体性事件。

日本的住房政策为鼓励个人购买价格已受到很大压制的普通商品住宅，但其公营住宅同样发达。该法指出土地无论现在与将来都是用之于民的有限的宝贵资源，是国民进行各种活动的基础。而且这里稀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二是一部分开发商低价获取、囤积大量土地，牟取暴利。

一部分出售给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宅基地，由购买者翻建、自建，许多已成为气候甚或形成特色(如一些地方的画家村，地震灾区重建利用特殊政策吸引城市居民或资本下乡联建合建)。而且，如果把因城市化扩张占用的农村土地的全部增值收益给城郊农民，这不仅在总体上带来另一端的严重分配不公问题，而且并不能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因此城市化就住宅用地而言是土地的节约和集约使用。报上所载东方市领导干部集体土地窝案，就是这种政府去向囤地的开发商高价买地而出现的群体受贿事件。同样，由于地价是透明的，开发商也不能在土地上赚钱，而是要靠设计和建造住宅盈利。废止土地财政，并不是简单回到开发商各显神通、市场化拿地囤地的时代。

在相当多的农村，农民宅基地并未确权，更没有颁证。新城区建设的这种提前科学规划既防止了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区的集中，同时又大大降低了城市化用地的成本。从1950年代初土地改革后，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私有，经过合作化特别是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又被完全集体化，其后稳定在所谓队为基础、三级所有这样含义模糊的集体所有制上，但所有权的定义和改变又几乎完全掌控在国家即政府手中，作为名义所有者的三级集体(公社现为乡、大队现为村，小队即生产组)包括农民自身并没有多少发言权，所以实际上也有准国有的性质。不象我国单位政策房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特殊权利和福利，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仅面向户籍人口。

同时，住宅公团与这些未开发地区的居民或农民自治体协商的购地价格也会比较低廉公允。为防止有人利用质押、典当等形式变卖公团房，日本民法581条规定，即使任何第三方以质押拍卖形式取得公团住宅，公团仍有权按特别回购条款约定的低价强制取回产权。

特别是中国与日韩两国人均资源禀赋与可耕地十分相近，而且就农民进城、出口导向、产业升级、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服务型社会全面转型这一系列发展轨迹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走过的道路如出一辙。一方面经营出租牟利，一方面作为要求补偿的价码。

现在一般认为，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最好办法是允许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兼顾中产阶级的公团住宅是日本公营住宅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可以购买的公团房类似我国的国有单位福利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这类保障房。在遏制个人囤房的同时，加大对中等收入者及中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宅供给量是当时日本的另一个重要政策。这些给我国后发于日韩的城市化住宅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线索，可使我们免于从头在黑暗中摸索和误抄欧美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情而走上弯路。因此，日本的廉租房是真正面向低收入阶层，过渡性强，几乎没有人去造假申请。

农户家庭一般是儿子成人后可以因分家立户申请一块新的宅基地。农村宅基地兴修非自住房的情况主要有这样两种。

我们这些年来房地产调控屡不见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总回避土地这个核心问题。因为城市化主要是非郊区农民向城市的转移。

战后恢复期结束，1950年代后期执政的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GNP10年内翻一番)，加速经济发展成为日本基本国策。因此，至少在急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开发和增值收益不能由原土地产权人、开发商和囤房投资者所截取，而应当由社会分享，国家应确保按包含了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成本价充分供应普通住宅用地。

为防止城市的无限扩大，既存城区周边近郊地带16公里区域为绿地地带，除特别情况不进行城市开发，主要以农地区划整理为主(提高农地利用效率);30-50公里区域开发卧城、新城、卫星城、大学城;同时，住宅公团在远距离50-70公里圈的低产农业地区开发工业新区和工业团地(其它两都市圈的相关法案为《近畿圈整备法》、《中部圈开发整备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在城市化加速期的普通商品房全部适用的是我们刚刚实行的保障房的土地和房价。特别是有太多的例证表明：无论开发商拿地的成本如何不同，他们分期开盘的楼价向来就是随行就市，从来未曾因当初拿地的价格低廉而向购房者让利。按《土地管理法》要求，各地省市政府都有根据当地人口土地资源状况对每户农民宅基地面积的基本规定。

由于商业利益和相互攀比，很多地方纷纷兴建多层乃至10多层的楼房和综合吃、住、商的建筑物。那么，住宅用地的供给是否只有政府高价卖地的土地财政和少数城郊农民食利自肥这两个极端呢 下面我们来看日韩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摸索而走出的住宅土地供给的成功之路。

基于宪法规定和土地的特殊外部性，日本先后公布了五个土地法律，最后在土地五法基础上，综合归纳颁布了日本《土地基本法》。可见尽管土地是房价的核心，但宅地问题的真正答案还不是人们一般想象的那样简单。

三、 明确土地的外部社会性与土地增值的社会分享日本是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在其工作生涯初期阶段，政府提供住宅保障，当其收入水平提高后，由于公社住宅位置的不便，会自动离开移住到条件更好的地区。

如果说日本的公团房涵盖了我国的公租房、可出售的经适房和各种名目的福利房，日本的公社住宅就是我们说的廉租房，面对临时性居住人群及低收入阶层。日本城市住宅用地的正确定位和成本控制日本在1960年代之前土地流转是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调节。土地在其所在区域随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增值时，应对土地权利的获得者按土地增值征收适当税负。不过，农户的补偿在国家给与的一定减免额之外，仍然要照章交纳高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

现在，虽然土地财政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是应当说，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并没受到认真的讨论。综合日韩在住宅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经验可以看到，城市布局和土地供给的前瞻性和科学规划性，住宅用地的公益性即非盈利性，在住房的流转、保有、继承的环节建立完整和高额累进的税收调节体制，实行全面向普通自住房和外来移居者倾斜的住宅需求调节制度，保证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社会分享理念的实现等等，是他们成功实践的核心。

在城市化进程期，日本的公营住宅，主要分为公团住宅和公社住宅两大类为防止有人利用质押、典当等形式变卖公团房，日本民法581条规定，即使任何第三方以质押拍卖形式取得公团住宅，公团仍有权按特别回购条款约定的低价强制取回产权。

为避免出现大量的住宅总贫困阶层(家庭收入水平达到了国际公认的中产阶级水平，但一旦购房后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由于住宅导致类贫困)，政府为持币待购的中产阶级建设住房，出租或销售。日本公社住宅建筑基准与公团住房相同，最大的区别是位置不仅偏僻，且多建设在无法进行其它开发的土地上，以丘陵地和山坡地为主。